德发日太太和她丈夫亲亲热热地回转圣安东尼的怀抱，而有个头戴蓝帽子的人却正在黑暗中艰苦跋涉，走过尘土飞扬的大道，沿着冗长的小路，慢慢朝侯爵老爷府邸的方向走去。此时，侯爵老爷正躺在自己的坟墓里，倾听着树木的沙沙声。那些石刻的人脸，如今也有了足够的余暇，来倾听树木的絮语和泉水的低吟了。有几个衣衫褴褛的村民，为了挖点野菜充饥，找点枯枝取暖，来到这石头大院和有平台的石阶附近时，也许是饿昏了头，甚至觉得这些石脸的表情都有了变化。村子里还有一种传说——这传说也像这儿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半死不活——说是刀子一捅进侯爵的心窝，那些石脸马上就变了样，从高傲自得变成了愤怒痛苦；而当那人被吊死在水泉上方四十英尺高的绞架上时，那些石脸又变了样，变成一副已报仇解恨的残忍的满足神情，这种神情也许要一直留着了。在发生谋杀案的那间卧室的大窗口上方，有一张石刻的人脸，鼻子两侧刻有两个小小的凹坑，人人都能认出那是谁，可是以前谁也没注意过。偶尔有那么三两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从人群中走出，朝那已化为石头的侯爵的脸匆匆瞥上一眼，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指了指，可立刻就会野兔似的慌忙踩着青苔和落叶逃开——其实野兔要比他们幸运，它们还能在这儿觅食生存。
府邸和茅舍，石刻的人脸和悬吊的人体，石头地面上的血迹和村里水井中的清水——成千上万亩的土地——法国的一个省——乃至整个法国——都在夜空中浓缩成一丝模模糊糊的细线。整个世界，连同它所有的伟大和渺小，全都寄托于一颗闪烁的星辰。既然人类的知识能够分离一束光线，分析出它的组成，那么更高级的智慧也能从我们这个星球发出的微弱闪光中，辨明居于其上的每个应该尽责的人的一念一行、善行和罪恶。
德发日夫妇坐着摇摇晃晃的公共马车，借着星光来到了旅途必经的巴黎城门口。车子照例在哨卡前停下，照例有人提着灯出来检查盘问一番。德发日下了车，他认识这儿的一两个士兵，还认识一个警察。他跟那警察很熟，一见面就亲热地拥抱起来。
当圣安东尼又把德发日夫妇拥在自己那灰色羽翼之下时，他俩在圣安东尼区的区界附近下了车，在那满街的污泥和垃圾中觅路步行回家。途中，德发日太太问她丈夫道：
“告诉我，朋友，那个当警察的雅克对你说什么来着？”
“今晚情况不多，不过他知道的全说了。又有一个密探派来咱们区了。他说也许更多，可他只知道一个。”
“唔，好吧！”德发日太太说，沉着冷静地抬了抬眉毛，“得把他的情况记下来。他叫什么来着？”
“他是个英国人。”
“那就更好，他姓什么？”
“巴塞德。”德发日回答，他是按法语发音报出的，可他很仔细，为准确起见，又正确无误地拼读了一遍。
“巴塞德，”德发日太太重复了一遍，“好！名字呢？”
“约翰。”
“约翰·巴塞德。”德发日太太先默念了一声，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好！他的外貌呢，知道吧？”
“年纪，四十左右；身高，约五英尺九；黑头发，皮肤黝黑，总的来说，还算英俊；黑眼睛，脸瘦长，灰黄色；鹰钩鼻，但不正，特别怪的是朝左歪，因而表情显得阴险。”
“嗨，我敢说，这真像幅肖像了！”德发日太太笑了起来，“明天我就把他记下来。”
他们回到酒店时，店已打烊（已是午夜时分）。德发日太太立刻在柜台旁坐下，清点了她不在时收进的酒钱，查看了一下存货。翻阅了一遍账本上的账目，又补记了几笔自己的账，仔细地盘问了那个雇佣的伙计，最后才打发他去睡觉。待他走后，她再次把钵里的零钱倒出，把它们包在手帕里，连打了几个结，以便安全过夜。在她做着这些事时，德发日始终叼着烟斗，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怡然自得地欣赏着这一切，但从不插手。说实在的，在买卖和家务方面，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在一旁来回踱步，不闻不问的。
夜很热，铺子门窗紧闭，周围一片污浊，气味难闻。德发日的嗅觉并不怎么灵敏，可是贮存着的葡萄酒的气味，要比品尝它时浓烈得多；兰姆酒、白兰地和茴香酒的气味也是如此。他放下已经抽尽的烟斗，喷一口烟驱开这混合的气味。
“你累了，”德发日太太一边包扎钱，一边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不过是跟平常一样的气味罢了。”
“我是有点累了。”德发日承认说。
“你的情绪也不太高，”德发日太太说，她那双敏锐的眼睛一心留神着账本，但偶尔也扫他一眼，“哼，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男人啊！”
“可我亲爱的！”德发日开始解释。
“可我亲爱的！”德发日太太学着说了一句，用力地点了点头，“可我亲爱的！你今晚信心不足，亲爱的！”
“唔，是啊，”德发日似乎好不容易才从内心挤出一句话，“还要很长时间哩！”
“还要很长时间，”他太太又学着说了一句，“怎么不要很长时间呢？复仇，报复都得要很长时间，事情总是这样的。”
“闪打雷劈就不要很长时间。”德发日说。
“你可知道，”德发日太太不慌不忙地反问，“积聚成雷电要多长时间？你说说！”
德发日若有所思地抬起脑袋，仿佛也挺有想法似的。
“地震吞下一座城市不要多少时间吧，”德发日太太说，“唔，那好！告诉我，准备一场地震要多长时间？”
“我想要很长时间吧。”德发日说。
“可是一到准备停当，它就会发作，把面前的一切碾个粉碎。而平常，它一直在准备，虽然看不见，也听不到。这就是对你的安慰，好好记住吧。”
她目光一闪，打了个结，像是勒死一个仇人。
“告诉你，”德发日太太说，为了加强语气，伸出了右手，“虽说路途遥远，但已经上路，正在走来。告诉你，它绝不会后退，也不会停下。告诉你吧，它一直在前进。你看看周围，想一想我们周围那些人的生活，看一看我们认识的那些人的面孔，想一想雅克们一天天更加愤怒、更加不满的样子，这样的情形还能一直拖下去？嘿！你太可笑了。”
“我勇敢的太太，”德发日站在妻子面前，微微低着头，双手倒背在身后，像个在严师面前规规矩矩、非常听话的小学生，“你说的这一切，我都毫不怀疑，可时间拖得太久了，有可能——我的太太，你也知道，很可能——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一天了。”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德发日太太追问道，又打了一个结，像是又勒死一个敌人。
“得啦！”德发日半带抱怨、半带抱歉地耸耸肩说，“反正我们是见不到胜利了。”
“我们要加快胜利的到来，”德发日太太回答，伸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我们干的一切绝不会白干，我一个心眼儿地相信，我们会看到胜利的。即使看不到，即使我知道肯定看不到，只要让我看到贵族和暴君的脖子，我还是会——”
说到这里，德发日太太咬着牙，狠狠地打了一个死结。
“行啦！”德发日喊了起来，他的脸有点发红，觉得她这是在责备他胆怯，“亲爱的，我也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我知道。不过你有时要眼看敌人落到你手里，看到时机对你有利，你才能撑住，这是你的弱点。应该没有这些也能撑住。时机一到，就把老虎和恶魔统统放出去，可是在等待时机的时候，就得把它们用链条拴住——不让人见到——还是时刻做好准备。”
为了强调这段劝说辞的最后结论，德发日太太用那包捆扎好的钱，重重地在小柜台上敲了一下，仿佛要敲出它的脑浆来似的。然后泰然自若地把那沉甸甸的钱包往腋下一夹，说是该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正午，这位了不起的女人照例坐在酒店里她的老位置上，专心致志地编织着。她的手边放着一朵玫瑰花，她不时朝它看上一眼，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店里只有不多几个顾客，有的在喝酒，有的没有喝酒，有的站着，有的坐着，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各个角落。天气很热，一群群的苍蝇飞来飞去，有的竟然钻到德发日太太身边那些发黏的小玻璃杯里去探险，结果葬身杯底。可是它们的死并没有吓住其他出来游逛的苍蝇，它们漠然地看着死去的同胞（仿佛它们是大象或者是大为不同的异类），直到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些苍蝇竟会如此掉以轻心，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这烈日炎炎的夏天，也许朝中的那些权贵们也是如此吧。
门外进来了一个人，影子落到德发日太太身上，她觉出这是个陌生人。她放下手中的编织活，拿起手边的玫瑰花插到头上，然后才朝那人看去。
真怪，德发日太太一插上玫瑰花，店里的顾客便都停止了谈话，开始一个接一个溜出酒店。
“日安，太太。”刚进门的人招呼说。
“日安，先生。”
她说得很响，说罢重新拿起活来编织，心里却暗自思忖：“嘿！日安，年纪四十左右，身高约五英尺九，黑头发，总的来说还算英俊，皮肤黝黑，黑眼睛，脸瘦长灰黄色，鹰钩鼻但不正，特别怪的是朝左歪，使得表情更加阴险！日安，全对上号了！”
“请给我一小杯陈年白兰地，另外来点清凉水，太太。”
太太有礼貌地照办了。
“这白兰地妙极了，太太。”
这酒卖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受到夸奖。德发日太太知道这酒的底细，心里自然有数。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过奖了，就又拿起活来继续编织。来人盯着她的手看了一会儿，趁机朝整个店堂扫了一眼。
“你编织的手艺真好，太太。”
“我织惯了。”
“花样也很漂亮！”
“你这样想吗？”德发日太太微笑地看着他说。
“当然。可以问一下织的是什么吗？”
“为了解闷。”德发日太太的手指灵巧地动着，依然微笑地看着他。
“不是为了用的？”
“这就得看着办了，也许有朝一日会用得上。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是啊！”太太说着，深深吸了一口气，点点头，严肃中带有几分风情，“我会用它的！”
很奇怪，圣安东尼似乎不喜欢德发日太太头上插朵玫瑰花。一前一后进来了两个人，刚想要叫酒，一眼看到了这新鲜玩意儿，就都犹豫了，接着便装出找人而没有找到的样子，先后走出了店门。陌生人进来时原来在店里的顾客，此时也一个不剩，全都溜光了。这密探虽然一再瞪大眼睛，可什么也没看出来。他们全都那么一副穷极无聊、漫无目的东游西荡的样子，一个个踱出去，十分自然，毫无可疑之处。
“约翰，”德发日太太眼睛盯着陌生人，一边编织，一边在心里思忖，“你再多待一会儿，我就能在你走之前把‘巴塞特’也织上了。”
“你有丈夫吗，太太？”
“有。”
“孩子呢？”
“没有。”
“生意好像不怎么样？”
“生意很差，人太穷了。”
“啊，这些倒霉的可怜人！还要受这么沉重的压迫——就像你说的。”
“就像你说的。”德发日太太反驳了一句，更正了他的话，然后敏捷地又在他名下织进一些对他不利的内容。
“请原谅。不错，这话是我说的，不过你心里自然也这么想。这是一定的。”
“我想？”德发日太太提高嗓音回答，“我和我丈夫光照料这爿酒店就够忙的了，哪有工夫想这些。我们想的只是怎么活下去，这就是我们想的事。这就足够我们从早想到晚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管别人的事？让我去想别人？不，不！”
这密探本想在这儿捞点什么或者炮制点什么，现在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竭力不让他那阴险的脸上露出受挫的窘相。他站在那儿，装出一副殷勤讨好、随便闲聊的样子，胳膊肘支在德发日太太的小柜台上，不时呷一口白兰地。
“把加斯帕处死实在太糟糕了，太太。唉，可怜的加斯帕！”叹息声中怀着极大的同情。
“老实说！”德发日太太冷漠而又轻松地说，“为这等事动刀子，就得付出代价。他是事先知道的，为这样奢侈的享受要付出代价。现在他算是付清了。”
“我相信，”密探说着，把他那柔和的声音放得低低的，想要套出对方的心里话来，邪恶的脸上每一丝肌肉都装出一种革命情感受到伤害的样子，“我相信这一带的人对这个可怜的人都很同情，也很为他气愤，是吧？这话只在咱们之间说说。”
“有这样的事？”德发日太太问道，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
“难道没有？”
“我丈夫来了！”德发日太太说。
酒店老板一进店门，密探就举手碰了碰帽檐和他招呼，带着一种做作的微笑说：“日安，雅克！”德发日顿时收住脚步，瞪眼朝他看着。
“日安，雅克！”密探又说了一遍。在对方的逼视下，口气已经不那么有把握，笑得也更不自然了。
“你认错人了，先生，”酒店老板回答说，“你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不叫雅克，我叫欧内斯特·德发日。”
“反正都一样，”密探轻快地说，但也显得有些狼狈，“日安！”
“日安！”德发日冷冷地回了一声。
“你进来时，我正有幸和你太太聊天。人家告诉我说圣安东尼的人提到可怜的加斯帕的不幸遭遇，都很同情，也很为他气愤——这一点也不奇怪！”
“从来没人跟我这么说过，”德发日摇摇头说，“我一点不知道。”
说完，他走进小小的柜台，站在他老婆的背后，手扶着她的椅背，隔着柜台望着那家伙，夫妻俩都恨透了他，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
那密探是个老手，依然装出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呷了一口清凉水，又要了一杯白兰地。德发日太太给他倒完酒，又拿起活编织起来，一边织一边还哼着小曲。
“你好像对这一带很熟。就是说，比我还熟吧？”德发日说。
“一点也不，我只不过想多熟悉一点罢了。对这一带受苦的居民我很关心。”
“嗯！”德发日嘟囔了一声。
“德发日先生，有幸和你聊天，使我想起了一些和你的名字有关的有趣事。”密探继续说道。
“是吗？”德发日非常冷淡地答了一声。
“是真的。我知道，马奈特医生刚放出来时，你这位他以前的用人曾照料过他。人家把他送到了你这儿。你看，我还了解情况吧？”
“没错，是这么回事。”德发日回答道。他那正在编织和哼小曲的太太，像是无意地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这是暗示他最好回答这个问题，但要十分简短。
“后来他女儿来到你这儿，”密探说，“从你这儿把他接到英国去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衣着整洁、穿棕色衣服的先生，还戴了顶小小的假发，他姓什么来着？——对了，姓洛瑞，是台尔森银行的。”
“是这么回事。”德发日又说了一句。
“非常有趣的回忆！”密探说，“我在英国认识了马奈特医生和他女儿。”
“是吗？”德发日说。
“你现在不大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吧？”密探说。
“是的。”德发日回答。
“说实在的，”德发日太太停下手中的活，也不再哼小曲，抬起头来插嘴说，“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只收到过一封平安到达的信，后来也许还有一两封信。不过打那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再也没有联系了。”
“的确是这样，太太，”密探说，“他女儿快要结婚了。”
“快要结婚？”德发日太太应声道，“她那么漂亮，早就该结婚了。我看，你们英国人个个都冷心肠。”
“哦，你知道我是英国人。”
“我是从你的口音听出的，”德发日太太回答说，“哪儿的口音，我想就是哪儿的人了。”
密探并不把这样识出他的国籍看作是一种恭维，可他还是不加计较，一笑了之。待到呷完白兰地，他又接着说：“真的，马奈特小姐就要结婚了。不过她嫁的不是英国人，而是跟她一样的法国人。说到加斯帕（唉，可怜的加斯帕！这事真残酷，太残酷了），这事也真奇了，马奈特小姐要嫁的竟是侯爵老爷的侄子，也就是现在的侯爵。那加斯帕不就为侯爵的事吊到几十英尺高的绞架上去的吗？他那侄儿现在就隐姓埋名住在英国，在那儿没有用侯爵的头衔，改名叫查尔斯·达内。这是从他母亲的姓达奈变来的。”
德发日太太一直不停地编织着，丝毫不为所动，可是这消息对她的丈夫显然起了作用。他站在小柜台后面，不管做什么事，像划火柴或者点烟，都显得心烦意乱，手也不听使唤了。那密探要是没有把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就枉为密探了。
不管这一点有没有价值，对巴塞德来说，这至少也是个收获。眼看不再有顾客进店来供他侦查，他也就付了酒钱，起身告辞。临走前，他客客气气地说，他盼望今后有幸再见到德发日先生和德发日太太。他走到圣安东尼区街上好一会儿，那夫妇俩仍保持着他在时的模样不变，生怕他又突然闯了回来。
“他说的马奈特小姐那桩事，”德发日站在那儿，手扶妻子的椅背，抽着烟，低头朝她轻声问道，“会是真的吗？”
“他这么说，”德发日太太扬了扬眉毛，回答道，“十有八九是假的，不过也有可能是真的。”
“要是——”德发日欲言又止。
“要是什么？”妻子追问道。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咱们能活着亲眼看到胜利——我希望，为了她，命运别让她的丈夫回法国。”
“她丈夫的命运，”德发日太太照旧泰然自若地说，“会送他去该去的地方，会得到他应有的归宿。我知道的就这些。”
“不过这事也太奇怪了——唔，难道不奇怪吗？”德发日说，好像在恳求他妻子赞同这一说法，“我们对她的父亲，对她是那样的同情，可现在，你却把她丈夫的名字编织到刚滚的那条恶狗的名字旁边了。”
“等那时候一到，比这更怪的事还有哩！”德发日太太回答，“我把他们两个全都记下了，分毫不差；两人的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就够了。”
说完，她卷起编织活，从包在头上的手帕上摘下那朵玫瑰花。也许是圣安东尼人凭本能觉察到那令人不快的装饰品已经摘去，要不就是他们一直在暗中窥探着它的动向，总之，那玫瑰花一摘下，圣安东尼人很快就放心大胆地走进店里，于是酒店又恢复了它平日的景象。
傍晚，每当这时节，圣安东尼人都要走出屋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和窗台上，或者走到肮脏的街头和院子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德发日太太通常都一边编织一边溜达，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像个传教士——像她这样的人有不少——世界上要是不再生出这样的人，那才好哩。妇女们一个个都在编织，织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不过这种机械的活可以代替吃喝的机械动作，用手的动作来代替嘴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要是那些瘦骨嶙峋的手停下不动，她们的胃就会饿得更加痛楚不堪了。
可是，随着手指的活动，眼珠也在转动，脑子也在转动。德发日太太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凡是和她交谈过的那一小群女人，在她离开后，她们的手指、眼珠和脑子就动得更快更厉害了。
她丈夫站在门口抽烟，钦佩的目光追随着她。“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说，“是个坚强的女人，崇高的女人，崇高得让人敬畏的女人！”
夜幕降临了，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和远处皇家卫队的军鼓声。妇女们仍坐在那儿编呀、织呀。夜色笼罩着她们，另一种夜色无疑也正在逼近，到了那时，全法国教堂巍峨的钟楼里此刻正悦耳地响着的大钟，将熔铸为怒吼的大炮，军鼓声将淹没凄惨的哀号；在那种黑夜里，将响起权力与富足、自由与生存的强烈呼声。那种黑夜，朝坐在那儿编呀、织呀的妇女们已经逼得很近，就要逼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围坐到一架眼下还未造出的机器周围，一边编呀、织呀，一边数着那一颗颗落下的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