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乔·威尔斯和寓意：《槌球手》《星星所孕育的》
今年，威尔斯出了两本书。第一本——《槌球手》——描写一个满地沼泽散发着恶臭的地区，这里开始发生了一些可恨的事情；最后，我们明白这个地区就是整个地球。另一本书——《星星所孕育的》——写了火星人的一次友善的阴谋，其目的是要通过宇宙射线来更新人类。我们的文化正经受着大量复苏的愚蠢和残忍的威胁，这是第一本书要说的意义；我们的文化可以通过稍有不同的一代来更新它，这是第二本书要说的寓意。两本书是两个寓意，两本书提出了隐喻和象征之间的古老争论。
我们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解释是可以详细论述象征的。但这种想法是错到底了。我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猜谜语。没有人不知道底比斯的狮身人面像问俄狄浦斯：“什么动物早晨有四条腿、中午有两条腿、下午有三条腿？”也没有人不知道俄狄浦斯回答说是人。我们中间有谁不会马上发现，人这个干巴巴的概念比提出此问题的神奇动物低级，比类同于这头变幻的和以六十年为一日并把老人的拐杖看做是第三条腿的动物的普通人低级呢？这种多重性质还是一切象征本身所具有的。例如：寓意向读者提供两重或三重直觉，而不是可以用抽象名词来代替的形象。“寓意的特征，”德·昆西正确地说（《作品集》，第十一卷第一百九十九页），“处于人类生活的绝对现实和逻辑推理的纯抽象之间。”《神曲》第一篇中那只饥饿瘦弱的母狼不是贪婪的标志或词语：它是一头母狼，像在梦中一样，它也是贪婪。我们不要过于相信这种双重性；神秘主义者认为，具体的世界不过是象征的体系而已……
如上述，我大胆地推断，把小说归于其寓意，把寓意归于其企图，把“形式”归于其“背景”，这都是荒谬的。（叔本华已经指出，公众们极少注意形式，总是注意背景。）在《槌球手》中，有一种我们可以批评或赞同的形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相反，《星星所孕育的》是完全不定型的。泛泛的讨论贯穿全书。情节——在宇宙射线下人类种族无情的变化——是没有的；仅仅是主人公们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效果并不十分刺激。真遗憾，威尔斯没有想起来写这样的书！读者忧心忡忡地想。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情节所要求的威尔斯不是《威廉·克利索的世界》和不谨慎的百科全书中那个雄辩和泛泛的对话者。他是另一个人，是精彩奇迹的古老叙述者：他是将来带着一支枯萎花朵的旅行者的小说的人，是兽性的人类在黑夜里默念奴性信念的小说的人，是从月亮里逃出来的叛逆者的小说的人。
爱德华·卡斯纳和詹姆斯·纽曼：《数学和想象》（西蒙舒斯特出版社）
检查一下我自己的图书室，我惊讶地发现，我读得最多和做笔记最勤的是毛特纳的《哲学词典》、刘易斯的《哲学：传记史》、李德·哈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鲍斯韦尔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和古斯塔夫·斯皮勒的心理学著作——一九○二年出版的《人的意识》。对这些不同类的书籍（不排除像刘易斯那样的书可能是习惯使然），我预见到在以后的岁月里会加上这本非常有意义的书。
全书的四百页清楚地罗列了数学上近期的和可以接近的令人兴趣盎然的内容，使一位仅仅是搞文学的人也能理解，或者以为能理解的内容：布劳威尔不间断的地图，莫尔[1]猜测到的和霍华德·欣顿声称直觉了解的四维空间，莫比乌斯[2]有点费解的带子、转变有限数字理论的基础知识，芝诺的八个悖论，笛卡儿的平行线结束于无限之中，莱布尼茨在《易经》的卦象中发现的二进制，素数无穷小的欧几里得美妙的证明，汉诺塔的问题二难推理三段论或二段论。
这最后一个，希腊人曾经操练过，（德谟克利特发誓说，所有的阿布德拉人都说谎。德谟克利特是阿布德拉人，于是德谟克利特是说谎者；但是德谟克利特说自己说谎，于是德谟克利特不说谎，于是所有的阿布德拉人说谎不是事实。然后……）有许多方法不变的说法，但是提出它的人和方式却是有变化的。奥卢斯·格利乌斯（《雅典之夜》，第五卷第十章）采用了一位演讲人和他的学生；路易斯·巴拉蒙那·德·索托（《安杰利卡》，第五歌），采用了两个奴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第二部第五十一章）采用了一条河、一座桥和一副绞架；杰里米·泰勒，在他的一次说教中，采用一个人做梦时有个声音对他说所有的梦全是空的；罗素（《数学哲学导论》，第一百三十六页），采用相互不包容的集合。在所有这些有名的悖论之上，我斗胆加上我的一个：
在苏门答腊，有人想学猜谜。主考的巫师问他是通过考试呢还是不通过考试，应试人回答说不通过……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无穷无尽的循环往复。
杰拉尔德·赫德《痛苦、性和时间》（卡塞尔出版社）
一八九六年，萧伯纳在尼采身上觉察到有一个不称职的学士，因为他受到复兴主义和古典派的束缚（《九十年代我们的戏剧》，第二卷第九十四页）。不可否认的是，尼采为了把他的超级人类进化假设运用到达尔文的世纪，他在一本老掉牙的书里是这样做的，这本书是对所有《东方圣书》[3]的难堪的讽刺。但是，他没有冒险对未来生物种族的解剖学或心理学提到一个字；他只是提到了其伦理，这与切萨雷·博尔吉亚[4]和北欧海盗是相同的（对现在和将来胆战心惊）。[5]
赫德纠正了查拉图斯特拉的不谨慎和省略。就文字的行文而言，他拥有的风格是很差劲的；但连续阅读它还是可以忍受的。他不相信超人，但他宣告人类才能的巨大进化。这种脑力的进化并不需要几个世纪的长时间：在人体内具有永远也不会穷尽的神经能量，使他具有不间断的性，这不同于其他动物，因为它们的性是有时间性的。“历史，”赫德写道，“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历史是心理上加快的生物学。”
我们对时间意识将来进化的可能性也许是这本书的基本主题。赫德认为，动物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它们间断的和有机的生命完全是现时的。这种判断是古老的；因为塞内加在给卢奇利奥的最后的信札中早就提到了它了：（那种假设）如此活跃，虽然约略一提，却引起了长期争论……它也大量地存在于通神论的文学作品中。鲁道夫·斯坦纳把矿石的无生命状态同死尸的无生命状态相比较；把植物悄然无声的生命同人睡眠时的生命相比较；把动物暂时性的注意力同无条理做梦的疏忽的梦中人的暂时性注意力相比较。弗里茨·毛特纳在他可敬的《哲学词典》第三卷中，说：“好像动物对时间的先后次序和存在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预感。相反，人，如果他还是位新流派的心理学家，他就能分辨两个间隔五百分之一秒的印象。”在居约[6]死后发表的一部著作中——《时间意识的起源》，一八九○年——有两三处相同的论述。乌斯宾斯基（《第三机体》，第十八章）并非不雄辩地正视了这个问题；他说，动物的世界是二维的，它们不能构思一个球体或一只桶。对它们而言，每个角都是动心的，是时间的先后……像爱德华·卡彭特[7]、利得贝特、邓恩、乌斯宾斯基一样，他提出，我们的智力略去直线的、先后次序的时间，我们的智力就以天使般的方式直观地感觉到宇宙：仰望不朽。
赫德取得了同样的结论，其语言有时受到了心理学和社会学行话的感染。他取得或者说我认为他取得了结论。在他的第一部分，他肯定存在着我们人类穿越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有名的论断仅仅是对牛顿统一的宇宙时间的形而上学否定呢？还是从文字上肯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存。至少（邓恩可能会说）静止的时间在空间退化，而我们公转的运动需求另一个时间……
对时间的看法有某种程度的进化，我不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也许它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这种进化可能是突变的，我则认为这是作者的一种臆想，是一种人为的刺激。
吉尔伯特·瓦特豪泽《德国文学简史》（米苏因出版社，伦敦，一九四三年）
与拉普拉斯侯爵（他说有可能在一个公式之内揭示将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事情）和反向怪诞的罗哈斯先生（他的阿根廷文学史比阿根廷文学还长）一样，吉尔伯特·瓦特豪泽写了一部一百四十页的并非全都一无是处的德国文学史。阅读这本书既不会引起恼怒也不会引起赞扬：它最明显的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缺点正是德·昆西批评德国评论界时指出的：省略了有表现力的例子，也不是大度地认为博学的诺瓦利斯的那一行字有道理并滥用这行字把他归入次要小说家的序列中，他们作品的典范是《维特》（诺瓦利斯指责《少年维特之烦恼》；关于歌德，他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他是一位实际的诗人。在作品中他犹如一位在商场里的英国人：优雅、朴素、简便、结实。”）习惯地把叔本华和弗里茨·毛特纳排斥在外，使我感到愤愤不平，但并不使我惊讶：哲学这个词的可怕，在于阻止评论家们在后一位的词典中和前一位的《附录与补遗》中看到德国文学中永不枯竭和最优美的散文作品。
未经某种幻觉学习，德国似乎没有行动的能力：他们能开展顺利的战斗或者写出没有生气和无休止的小说，但是，只有在他们自认为是“纯雅利安人”或受犹太人恶意对待的维京人或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才这样做。（对于这个特殊的回顾希望，尼采曾说：“所有真正的日耳曼人移民了，今日的德国是奴隶们先进的位置并准备着欧洲的俄罗斯化。”相似的答复西班牙人也有，西班牙人声称自己是美洲征服者的孙子：我们南美洲人才是孙子；而他们是侄子……）很明显，上帝没有给德国人自然流露之美。这种剥夺确定了德国崇拜莎士比亚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这好像是不幸的爱情。德国人（莱辛，赫德、歌德、诺瓦利斯、席勒、叔本华、尼采、斯蒂芬·格奥尔格……）对莎士比亚的世界感到一种神秘的亲近感，同时又自知没有能力运用这种热情和幼稚、这种敏感的幸福和不在意的极盛状态来创作。“我们的莎士比亚”，德国过去、现在都这样说，但是他们明白自己命中注定从事另一类性质的艺术：预先思考好的象征的艺术或争论论点的艺术。阅读一本像贡多尔夫式的书——《莎士比亚和德意志精神》——或像帕斯卡式的书——《威廉·莎士比亚在德国》——不可能不感到德国智慧的这种伤感或不和谐，这出百年悲剧，它的演员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代人。
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不经意地成为残忍的人，偶然地成为英雄；德国人则需要忘我精神研修班、卑鄙行为伦理学研修班。
据我所知，在德国文学简史中，最好的是克勒纳出版社由卡尔·海涅曼写的那一本；最差最劣的一本是由马克斯·科赫写的，由于迷信爱国和由加泰罗尼亚一家出版社可怕地译成西班牙文而显得毫无意义。
莱斯利·D·韦瑟黑德《死后》（伦敦埃普沃恩出版社，一九四二年）
我曾经编选过虚构文学的一个集子。我承认它属于本应是第二艘挪亚方舟从第二次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极少的集子；但是，我也得承认错误地略去了虚构文学不可争辩的和伟大的大师：巴门尼德、柏拉图、约翰·斯科图斯·埃里金纳[8]、大阿尔伯特、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弗朗西斯·布拉德利。实际上，威尔斯或爱伦·坡——从未来到我面前的一朵花，催眠至死的人——的奇迹同上帝的创造、用那个在某种意义上同是三个人和孤独地在时间之外永生的人相对峙时又是什么呢？在预先设定的和谐面前毛粪石又是什么呢？在三位一体面前独角兽又是谁呢？在大乘中的千变万化的菩萨面前，阿普列乌斯又是谁呢？在贝克莱的论辩旁边，山鲁佐德的所有夜晚是什么呢？我一直敬慕上帝有步骤的创造；地狱和天堂（不朽的报酬、不朽的惩罚）也是人的印象可敬和奇怪的打算。
神学家们把天堂定义为一个永恒光荣和幸福的地方，并提醒说，这个地方不从事地狱的折磨。该书第四章理由充分地否定了这种区别。它说，地狱和天堂不是地理上的位置，而是灵魂的极端状态。这同安德烈·纪德完全相同（《日记》，第六百七十七页），他讲到一个内在的地狱，这在弥尔顿的诗中早就提到了：“我赶往地狱，我自己就是地狱。”特别是同斯威登堡相同，他们那不可救药的飘忽的灵魂喜欢洞穴和沼泽，而不喜欢天堂里不可忍受的光辉。韦瑟黑德提出只有一个不同类的世外天地的论点，根据灵魂的能力，这个世外世界或是地狱或是天堂。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天堂和幸福是不可分开的两个概念。在十九世纪后十年，巴特勒却提出所有的东西也都有稍感失望的天堂（因为没有人会拥有完全的幸福）和相对的地狱，里面没有任何不幸的激动，除了禁止做梦以外。大约在一九○二年，萧伯纳在地狱里安置了色情、献身、光荣和不朽的纯爱情的幻想，在天堂里，则是对现实的理解（《人与超人》，第三幕）。
韦瑟黑德是个受仁慈文学驱使的平庸的几乎不知名的作家，但是，他推测，死后直接追逐纯粹的和永恒的幸福不比现在更不微不足道。他写道：“天堂的痛苦是剧烈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进化程度越高，在另一个世界越可能分享基督的生活。基督的生活是痛苦的。他的内心有罪孽、痛苦、世界上的一切灾难。只要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个有罪的人，天堂里就没有幸福。”（埃里金纳肯定地确认创世者最后同所有人调和，甚至连魔鬼，也曾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不知道读者对这些半通神的推测会如何想。天主教徒（应读成阿根廷的天主教徒）相信一个世外的世界，但是我发现他们对它不感兴趣。我正好相反；我对它感兴趣，但不相信它。
M.戴维森《自由将是争论》（沃茨出版社，伦敦，一九四三年）
此书希望立即成为记载宿命论者和唯意志论者百年大争论的史书。但此书没有达到或者没有完美地达到这个目的，原因是作者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作者只局限于表达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和确定关于该问题的每种理论体系。方法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充分的；由于这是个特殊的问题，它最好的讨论应该从特殊的文章中寻找，而不是从正规的著作中寻找某些片断。据我所知，这些文章是詹姆斯的文章《决定论的困境》、波伊提乌《哲学的慰藉》第五卷和西塞罗的《论神性》和《论命运》。
宿命论最古老的方式是犹太—雅利安人的占星术。戴维森是这样理解的，他书中的前几章就是叙述它的。他讲到了星球的影响，但是没有充分说明朕兆的制约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成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组成它的各个部分预先确定了（即使是以最秘密的方式）其他部分的历史。“所发生的一切是发生某些事情的符号，”塞内加说（《自然问题》，第二卷第三十二章）。西塞罗早就说过：“克制主义者不接受上帝干预肝脏的每条缝隙或鸟儿的每声歌唱，他们说此事不值得神明所为，说这是根本不可接受的，相反，他们认为，从一开始世界就安置好了一切，所以特定事件发生前就有特定的征兆，这是由鸟的内脏、闪电、非凡的人、星星、梦和先知的发怒来传达的……由于一切全是天意，所以，如果人能包容所有原因的总联系，那他将永远正确；因为知道将来所有事情发生原因的人，必定会预知将来。”几乎在两千年以后，拉普拉斯侯爵尝试只在一个数学方程内包容组成世界一个时刻的所有事情，然后从这个公式中推导出将来和过去的一切可能性。
戴维森略去了西塞罗；也略去被砍头的波伊提乌。然而，神学家们把人类意志同天意天命的各种协调中最杰出的一种归于波伊提乌。如果上帝在点亮星星之前就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以及我们最隐秘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意志又是什么呢？波伊提乌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奴性是因为上帝预先知道我们会如何做。如果，天意的了解与我们的行动是同时的而不是预先的，我们就不感到我们的意志是无效的了。令我气馁的是，我们的未来，已经精确无误地提前置于某个人的头脑里了。阐明这一点后，波伊提乌提醒我们，对上帝而言，他的最基本处是永恒，没有以前和以后，因为地点的不同和时间的流淌在他看来只是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上帝没有预见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上帝惟一时间的部分之一，上帝的时间是永恒不变的现在。（波伊提乌在这赋予Providencia一词previsión的词源价值；这是谎言，正如词典所解释的Providencia不局限于预见事情，还包括把它安排好在内。）
他提到了詹姆斯[9]，而戴维森却神秘地不知道。詹姆斯用神奇的一章同恩斯特·海克尔[10]讨论。宿命论者否认在宇宙只有一个可能的事实，也就是说，一个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事实；詹姆斯推断说宇宙有一个总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实施细节却由演员负责[11]。请问，上帝认为什么是细节呢？生理上的痛苦、个人的命运、伦理？可能就是这样。
关于译制
把艺术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但常常是可怕的。希腊人造出了一个吐火的怪物，一个狮头、龙头、羊头的怪物；二世纪的神学家们创造了三位一体，把圣父、圣子和圣灵不可分地缠在一起；中国的动物学家创造了肥遗，一种超自然的橙黄色鸟，有六条腿和四只翅膀，但是没有脸和眼睛；十九世纪的几何学家创造了双曲立方体，这是个四维的形象，包含无限个立方体，但受八个立方体和二十四个正方形的限制。好莱坞则为这个无用的畸形博物馆增光添色，采用称之为译制的居心不良的手法，搞成的怪物把葛丽泰·嘉宝的优美身段配上阿尔东萨·洛伦索[12]的声音。面对这个令人难过的怪象，面对这个能干的声音——视觉异常，我们怎么能不公开表示我们的惊愕呢？
赞成译制的人辩解说（可能），反对译制的意见也可以用来反对其他任何种类的翻译。这个理由不懂得或者避开了主要的缺点：另一个声音和另一种语言的任意嫁接。赫本的声音或嘉宝的声音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世界上确定自己的一个属性。同样，值得提醒一下，英国人的表情神态的表达方式不同于西班牙人的。[13]
我听说，外省人喜爱译制片。这是一个没有权威依据的可怜的论据；只要奇莱西托或奇维尔科伊的行家们不发表演绎推理，至少我是不会相信的。我还听说，对不会英语的人来说，译制片是有趣的，或者是可以忍受的。我的英文知识不比我一无所知的俄文完美多少；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听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4]用不同于他母语的另一种语言说话，若是放映原版，或我认为是原版，我会热情地看它九遍或十遍。这最后一点是重要的；比译制更差、比译制的替代更差的，是对替代、对欺骗的普遍看法。
没有一个译制片的拥戴者最后不乞求于宿命和宿命论的；他们坚持说这种处理手法是不可逆转的进步的结果，并说我们很快会在看译制片和不看译制片之间作选择了。由于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只有少数孤立的例外像《德曼特里奥的面具》对此有所纠正），选择不看电影并不是件痛苦的事。近期的一些可笑行径——我想到莫斯科的《一个纳粹的日记》，好莱坞的《瓦塞尔医生的故事》——迫使我们把不看电影作为反面天堂的命运。观看是种失望的艺术——斯蒂文森这样说，这个结论适用于电影人，经常可悲的是，它也适用称之为生命里不可推却地活着。
被改变者哲基尔医生和爱德华·海德[15]
好莱坞已经是第三次败坏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名声了。这一次遭殃的是《人与兽》，是维克多·弗莱明干的，他不幸忠实于马穆利安[16]的版本（反常版本）的美学和道义错误。我先说后一个，即道义错误。在一八八六年的小说中，哲基尔医生具有双重道义，就像是所有人一样，同时，他的化身——爱德华·海德——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在一九四一年的电影中，哲基尔医生是个禁欲的年轻病理学家，而他的化身——爱德华·海德——是一个具有恶习的人，具有性虐待和杂耍演员的特征。好莱坞的学者们认为，好的方面是同贞洁和害羞的拉娜·特纳小姐的恋爱，不好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卫·休谟和亚历山大的异教创始人感到担心），是同英格丽·褒曼或米利亚姆·霍普金斯的非法同居。斯蒂文森对此问题的这种局限或歪曲一无所知，指出这一点是没有用的。在作品的最后一章表明了哲基尔的缺点，色欲和虚伪，《伦理研究》中有一册（一八八八年），他要列举“真正魔鬼式的各种表现方式”，并提出了下列单子：“妒忌、居心不良、谎言、吝啬的沉默、诋毁的真实、诬告者、小独裁者、毒害家庭生活的埋怨。”（我倒认为，伦理不包括性行为，如果它不受叛逆、贪婪或自负所玷污的话。）
电影的结构比它的神学更加粗劣。在小说里，哲基尔和海德的同一性是件惊奇的事，谜底作者一直保留到第九章的最后部分。寓意小说似乎成了侦探小说，没有读者猜到海德和哲基尔是同一个人；小说本身的题目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两个人。把这个手法移植到电影中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我们想象一下任何一个侦探故事。观众认得出的两位演员在戏中扮演角色（例如：乔治·拉夫特[17]和斯宾塞·屈赛[18]）；他们可以使用相似的语言，他们可以涉及假设是过去共同的事件；当问题无法解释时，一人喝下魔药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当然，好好实施这个计划须有语音的两三次调整：改变主角的姓名。）比我开化得多的维克多·弗莱明却避开了这个惊奇和所有的神奇；在影片开始的场景中，斯宾塞·屈赛毫不畏惧地一口喝下使人变化的汤药，就变成了戴着不同假发套和具有黑色人种特征的人了。
在斯蒂文森双重寓意的背后和接近阿塔尔写的《鸟儿大会》（公元十二世纪），我们可以构思一部泛神论的电影，它的众多人物，最后都归结为一个人，他是永恒的。
[1] 指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亨利·莫尔（Henry More，1614—1687）。
[2] August Ferdinand Möbius（1790—1868），德国数学家。他把一条矩形纸带的一个短边扭转180°，再和对边连接，得到一个单曲侧面，通称莫比乌斯带。
[3] 牛津大学出版社于一八七九至一九一○年间出版的五十卷亚洲宗教典籍丛书。
[4] Cesare 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
[5] 有一次（《永恒史》）我努力列举或编集尼采之前的有关“永久轮回”学说的全部证言。“这一虚幻的企图超出了我有限的学识和人生阅历。现在我只消在那些已收集的证言中加上费霍神甫的证言（《批判戏剧大全》，卷四，论文十二）。费霍神甫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一样，把该学说归咎于柏拉图。他是这样说的：“柏拉图的谵妄之一是，当‘伟大年’的循环解决之后（‘伟大年’指所有的星球经过无数次运转之后恢复原有的位置和次序的那段时间），一切事物从头开始；也就是说，同样的演员将登上世界舞台演出同样的事件，人、兽、星球、石头都获得新生；总之，先前世纪的一切有生气、无生气的事物都将登场重复它们第一次生存时的同样的活动，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命运摆弄。”那是一七三○年的话；我在《西班牙作家丛书》第五十六卷曾引用过。它们阐明了“回返”的“占星术”根据。柏拉图在《蒂迈欧篇》断言七个行星不同的速度达到平衡之后，将回到出发的起点，但没有从这庞大的循环中推断出历史确切的重复。然而，卢奇利奥·瓦尼尼宣称：“阿喀琉斯将再去特洛伊；仪式和宗教将再生；人类历史将重演；现今一切都已有过；过去的事物会再现；但这一切只是一般而言，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具体而言。”瓦尼尼是一六一六年写的；伯顿在《忧郁的解剖》第三部分第四节加以引用。弗朗西斯·培根（《随笔》，第五十八节，一六二五年）承认柏拉图年结束时，星体将产生同样的一般性的作用，但否认了重复个别作用的功能。——原注（王永年译）
[6] Jean Marie Guyan（1854—1888），法国哲学家、诗人。
[7] Edward Carpenter（1844—1929），英国诗人、哲学家，惠特曼的朋友。
[8] John Scotus Eriugena（约810—约877），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哲学家、神学家，又称苏格兰人的约翰。他的观点一度被对手斥为“爱尔兰人的粥”。
[9] 指威廉·詹姆斯。
[10] Ernst Haeckel（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
[11] 博尔赫斯原注：“海森堡的原理——我害怕和无知地说——不像是和这个结论有仇似的。”这里指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二十年代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
[12] 《堂吉诃德》中的一名村姑。
[13] 不止一位观众这样问过：既然有声音的篡改，为什么不能有形象的篡改呢？此系统何时才能完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直接看到胡安娜·冈萨雷斯表演的嘉宝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呢？——原注
[14] Alexander Nevsky（1220—1263），俄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15] 均为英国作家斯蒂文森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医生哲基尔通过药物创造出一个化身海德，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邪念都给了他。
[16] Rouben Mamoulian（1898—1987），美国电影导演。
[17] George Raft（1901—1980），好莱坞演员，多扮演反英雄的角色。
[18] Spencer Tracy（1900—1967），美国演员，曾连续两年荣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