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阿巴拉契亚小道旁的马萨诸塞州伯克夏山上行走的一名男子看到——或者至少他发誓说看到—— 一头美洲狮在他的前面穿行，这件事有点使人不安，甚至出人意料，因为从1903年最后一头美洲狮被人在纽约州用枪打死以来，没有任何人在美国东北部看到过美洲狮。
然而不久之后，整个新英格兰都出现了看到美洲狮的报告。一个在佛蒙特州一条偏僻公路上开车的人看到两头小狮在路边玩耍，一对徒步旅行者看到一头母狮带着两头小狮横穿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处草地。每年都有五六起或更多的这类报告，都是由可信的目击者提供的。在1994年冬末，佛蒙特州的一位农场主穿越他的农场，把一些鸟食拿到饲鸟盆那儿去，忽然看到大约70英尺外有三只看上去像是美洲狮的动物。他吓呆了，瞪着眼看了一两分钟——因为美洲狮是行动迅速的凶猛动物，而且有三只正在静静地注视着他——接着急忙逃到一部电话机旁，打电话给一位野生动物专家。等到这位专家赶到，那几只动物已经走掉，但是他发现了一些新鲜粪便，他尽责地把粪便用口袋包起来，送到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研究室。研究室寄回来的报告说，这确实是东部美洲狮（Felis concolor）的粪便，这种动物也有其他各种叫法，包括黑豹（panther）、美洲豹（cougar）、美洲狮（puma），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还有叫山猫（catamount）的。
所有这些引起了我的一点儿兴趣，因为我正好行走在差不多就是最初看到美洲狮的地方。我带着一种热切的心情和决心，以及一项新的计划回到了小道上。我打算徒步走过新英格兰，至少能走多少就走多少路，直到七个星期后卡茨回来同我一起穿越缅因州的百英里莽原。新英格兰还有将近700英里的十分崎岖的阿巴拉契亚小道山路，差不多是全部阿巴拉契亚小道长度的三分之一，足以使我忙到8月份。为此目的，我请我那位体贴的妻子开车送我到马萨诸塞州西南部，在斯托克布里奇附近的小道口让我下来，以便让我花三天时间漫步穿过伯克夏山。于是，我就这样在6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早晨，在一群不怕驱虫剂的墨蚊如烟雾般的团团包围中，汗流浃背地努力攀登贝克特山的一处陡峭但是并不很高的山地，不时摸摸我的口袋，看看我的小刀是不是还在。
我并不真正期望遇见一头美洲狮，但是那天之前，我读过《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最近西部美洲狮（它们无疑还没有灭绝）怎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里追踪和杀死徒步旅行者和慢跑者，甚至是系着围裙、戴着滑稽帽子站在家里后院的烧烤炉边的一个可怜人。这篇文章像是一个预兆。
美洲狮说不定会在新英格兰存活下来而未被发现，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据说，短尾猫——公认比美洲狮小了许多的一种动物——仍然没有绝种，而且数量不少，但是它们非常胆怯，行动诡秘，使得人们从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许多管林人工作了一生，连一只也没有见过。东部的森林里确实有充分的空间，足以让大型的猫科动物自由地漫步。仅马萨诸塞州就有25万英亩的林地，其中10万英亩在风光宜人的伯克夏山脉。只要有决心和无限的面条供应，我可以从我此刻立足的地方一直走到离此1800英里、位于魁北克北部的冰冷的拉布拉多海边的齐德雷角而几乎无须离开树荫的遮盖。即便如此，一种大型的猫科动物也不大可能有足够的数量，不仅在一个地区，而且在整个新英格兰繁殖，并在漫长的90年里避开人类注意。不过，有粪便为证。不管这是什么动物，反正它的排泄物像一头美洲狮的。
比较起来最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一带野外的任何狮子——如果它们确实是狮子的话——是买来时匆匆忙忙、买来后又后悔的被放生的宠物。当然，如果遭到一头有着长满跳蚤的领子和病史的动物乱咬乱踩，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差。我想象自己仰天躺着，被大肆践踏，我稍稍后仰着头，读着那块晃荡着的银牌，上面写道：“我的名字是博强格尔斯，如果找到，请打电话924-4667给塔妮娅和维尼。”
像大多数大型动物（还有许多比较小的动物）一样，东部美洲狮之所以被消灭，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东部许多州大力宣传“消灭有害禽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由州资源保护部门开展的，猎人每杀死一只食肉动物，都给予积分奖励。该运动涉及差不多当时的每一种动物——隼、猫头鹰、翠鸟、鹰，以及各种大型哺乳动物。西弗吉尼亚州每年向杀死动物最多的学生颁发一项大学奖学金；其他各州慷慨发放奖励金和其他各种现金奖赏，做这些事情时常常是不讲理性的。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年因杀死13万只猫头鹰和隼，从而为这个州的农民们省下不到1875美元这一巨额牲畜损失而支付了9万美元的奖励金（一只猫头鹰抓走一头牛的事情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
迟至19世纪90年代，纽约还因打死107头美洲狮而支付奖励金，但是不到10年，美洲狮实际上已经灭绝殆尽了。（最后一头野生美洲狮是20世纪20年代在雾山被打死的。）狼和林地驯鹿是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从它们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中僻静的隐藏地中消失的，黑熊差一点步了它们的后尘。1900年，新罕布什尔州的熊的数量下降到仅有50头——现在是3000多头。
现在仍然有许多野生动物，但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动物。根据伊利诺伊大学一位名叫V.E.谢尔福特的生态学家所做的野生动物数量调查，美国东部森林的一个10英里见方的典型地块上面有将近30万只哺乳动物——22万只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63500只松鼠和金花鼠，470只鹿，30只狐狸和5头黑熊。
东部森林里真正吃大亏的乃是鸣禽，损失最惨重的鸟类之一是卡罗来纳长尾小鹦鹉—— 一种可爱、无害的小鸟，原本在野外的数量可能只略少于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旅鸽。（当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来到美洲时，这里的旅鸽估计有20亿只，超过今天在美国发现的所有鸟类的总数的两倍。）这两种鸟都因滥猎而灭绝——旅鸽打下来用作猪食，或者仅仅是为了享受随便几枪就可以从天上打下许多鸟的那种乐趣而已；打卡罗来纳长尾小鹦鹉，是因为它们吃农民的果实，而且有颜色鲜明的羽毛，可以做漂亮的女帽。1914年，这两种鸟仅存的几只在被捕获后几星期内都相继死亡了。
类似的悲惨命运等待着快乐的黑眼纹虫森莺，这种小鸟一向稀有，据说是所有鸟类中鸣声最可爱的一种。有好多年，它一直没有被人类发现，但在1939年，有两个捕鸟人分别在不同地方，在相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碰巧都看到一只黑眼纹虫森莺。两人都把鸟儿打了下来（好家伙，够狠的），黑眼纹虫森莺就此灭绝了，然而几乎总是还有其他鸟在人们注意到之前就消失了。约翰·詹姆斯·奥杜本曾经绘制过三种鸟类——小头食虫鸟、黑森莺和蓝山森莺——打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这些鸟。黄眉林莺也是一样，在华盛顿的史密斯学会里有一件这种鸟的标本。
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美国东部的鸣禽候鸟的数量减少了50%（大部分是因为繁殖地点和拉丁美洲其他至关重要的过冬栖息地的丧失），并且根据估计，正在以每年3%的速率继续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部东部鸟类中70%的种类数量都在下降。
在这些日子里，森林是一个相当安静的地点。
在下午晚些时候，我从森林中走上一条看来已经废弃的运木道路。道路中央站立着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身上背着一个包裹，脸上有一种奇怪的困惑神色，好像他刚从昏睡中醒来，发现自己在这个地方而无法解释。我注意到，在他的四周也围绕着一团烟雾般的墨蚊。
“你认为小道通到哪儿？”他问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小道清楚、明显地通到另一边。正对面的树丛有个3英尺的缺口，而且，为防止产生任何可能的疑惑，在一棵粗壮的栎树上漆着一个白色树标。
我在那天第12000次挥着手驱散我面前的空气，朝着那个缺口点点头：“我看，就通到那边嘛。”
“噢，对，”他回答，“当然啦。”
我们两人一起出发进入森林，稍微聊了一下今天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他是个全程徒步旅行者——是我在北部看到的第一位全程徒步旅行者，而且跟我一样，打算前往道尔顿。他始终带着一种奇怪、困惑的神色，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打量树木，一次又一次慢慢地把目光从树木的上方移到下方，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类东西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噢，人家叫我小鸡约翰。”
“小鸡约翰！”小鸡约翰十分有名，我非常兴奋。在小道上行走的一些人由于他们的特异癖性，有了一种几乎是神奇的身份。卡茨和我刚开始徒步旅行那会儿，就老是听说有个人随身携带的装备科技含量高到谁也没有见过这类东西。他的装备之一是会自动撑起的帐篷，显然，他必须小心打开一个装东西的背包，然后物品会像铁盒里的玩具蛇那样飞出来。他还有一个卫星导航系统，以及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麻烦的是，他的背包重达95磅左右。他还没有走到弗吉尼亚州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那个徒步旅行的胖子伍德罗·墨菲是在去年获得这种声名的，玛丽·埃伦要是没有中途退出，无疑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小鸡约翰现在就大名鼎鼎了——尽管我拼命想也回忆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是在几个月之前还在佐治亚州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这个人的。
“那么，人家为什么叫你小鸡约翰呀？”我问道。
“你知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好像他自己也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徒步旅行的？”
“1月27日。”
“1月27日？”我有点吃惊地说，私下用手指很快地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五个月了。”
“我难道不清楚？”他带着一种又喜又悔的口吻说。
他已经行走将近半年了，可是他仍然只走了到卡塔丁的路程的四分之三。
“你用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妥当，“你用的是每天多少英里的速度，约翰？”
“噢，如果一切顺利，一天大约走15英里路。问题在于，”他羞愧地瞟了我一眼，“我经常迷路。”
这下对了，小鸡约翰经常找不到小道，结果来到一个最不可能走到的地方。天知道怎么有人居然能在阿巴拉契亚小道上迷路，这条小道是标示最清楚、树标最完善的步行道。通常，它是森林中唯一不是森林的东西。如果你能把树木与通过树林的一条漫长的开放走廊分辨开来，那么你沿着阿巴拉契亚小道找到你的路就不会有任何困难。在可能产生任何一个疑点的地方，例如一条支道与干道的会合处或者阿巴拉契亚小道跨越一条大道的地方，总有树标在那里。然而还是有人会迷路，比方说，有名的盖特伍德奶奶就经常会拍打人家的大门，询问她究竟在哪儿。
我问他迷路的最远路程是多少。
“37英里，”他几乎是骄傲地说，“我在佐治亚州的血山偏离了小道——到现在我还搞不清究竟怎么会这样——在森林里过了三天，走上一条公路。结果我来到了塔卢拉瀑布——甚至我的照片都登上了报纸。第二天，警察开车把我送回小道，给我指出正确的路线，他们真是些好人呀。”
“你有一次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了三天，这是真的吗？”
他开心地点了点头：“确切地说是两天半，幸亏我在第三天来到一个市镇，我对一个人说：‘请问，小伙子，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噢，这里是弗吉尼亚州的大马士革，先生。’于是我想，这实在太奇怪了，因为就在三天前我到过一个有同样名称的地方。接着，我认出了那个消防站。”
“你究竟怎么……”我决定重新措辞，“怎么会那样的？约翰，究竟怎么回事？”
“嗐，要是我知道，我就不会迷路了，我想，”他轻声笑了一下说，“我只知道我来到的地方往往与我想去的地方差了很远一段路，可这样能使得生活有趣，你知道。我遇到过许多好人，吃过许多白吃的饭。对不起，”他突然说，“你肯定咱们走对了路吗？”
“毫无疑问。”
他点点头：“要是今天迷路我会不高兴的，道尔顿有个餐馆。”我非常了解这一点，如果你非得迷路不可，你也不希望在一个能上餐馆的日子迷路。
我们俩一起走最后的6英里路，但是在此之后，我们并没有多少交谈。那天我走了19英里路，是我在小道上走得最长的。虽然坡度一般来说十分平缓，我背的背包也比较轻，但是到了将近傍晚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疲累了。约翰有了个人可以跟随，看上去十分满意，而且无论如何，他常忙着细看树木。
我们抵达道尔顿时已经过了6点钟，约翰认识一个住在德波特街的人，此人让徒步旅行者在他家的后院扎下帐篷，并且使用他的淋浴设备，所以我同他一起走到一个加油站，他去问路。我们出来后，他恰恰朝着反方向走去。
“是那条路，约翰。”我说。
“当然是的，”他同意，“顺便说一句，我的名字是伯纳德，我不知道小鸡约翰是怎么叫起来的。”
我点点头，告诉他第二天我会找他的，可是我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是在一家汽车旅馆过的夜，第二天继续徒步走到柴什尔。这只不过是在平坦的地形上走9英里路，但是墨蚊使得这段路程成为一场折磨。我从来不知道这种细小、恶劣、生着翅膀的小不点的学名是什么，所以，除了它们是你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永远闯进你的耳朵、嘴巴和鼻孔的一大团飞翔的东西之外，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人类的汗液使它们进入一种极为兴奋的狂乐境地，驱虫剂似乎只能使它们更加兴奋。当你停下来休息或者喝一口水的时候，它们特别残酷无情，最后到了你在行走时不敢停下来休息或者喝一口水，甚至可能会吐出一嘴沾满舌头的墨蚊的地步，这简直是活受罪。所以当我在下午早些时候走出它们在森林中的地盘，漫步在柴什尔这个阳光充足、恹恹欲睡的散落小镇上的时候，感到某种宽慰。
柴什尔大街上的一座教堂里有个为徒步旅行者服务的免费旅舍（看起来马萨诸塞州的人为徒步旅行者们做了许多事情；在别的地方，我看到过有些房屋挂着标志，邀请人们进去随便喝水或者从树上采摘苹果），但是我不大想在一所简陋的小屋里过夜，更加不愿意闲坐着，让一个下午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过去，于是我继续顺着一条阳光灼人的公路推进，走4英里路到亚当斯去，这样至少有望在一家汽车旅馆里过夜，还有几家餐馆可以挑选。
亚当斯只有一家汽车旅馆，位于镇边的一个堆满垃圾的地方。我订了一个房间，把下午的其余时间花在到处溜达上面，悠闲地看看商店橱窗，在一个廉价商店浏览成箱的书籍（当然只有《读者文摘》和诸如《家庭下水道百科全书·第一卷》与《如果你能听见我，请你点点头——与植物人一起生活》等一些只能在廉价商店里找得到的书籍，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后来漫步走到田野里去，眺望我第二天的目标灰锁山。灰锁山是马萨诸塞州的最高点，并且是朝北走的徒步旅行者离开弗吉尼亚州以来遇到的第一座超过3000英尺的山峰。山顶海拔其实只有3491英尺高，但是由于它被许多小得多的山团团簇拥着，看上去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它有某种召唤人前往的庄严雄伟的气势，我一直盼望登上这座山。
于是，第二天一早，趁着白天的炎威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预报说这是炙热的一天），我在镇上停留了一下，买了一罐百事可乐和一份三明治当午餐，然后沿着曲折的泥土路，朝着一条名为哥尔德小道的支道走去，这条支道陡直地升上阿巴拉契亚小道，并且通往灰锁山。
毫无疑问，灰锁山是名副其实的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山峰。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当年就住在它的西侧一座名叫“箭头”的农场里，在写作《白鲸》时，透过他书房的窗户，凝望着这座山；根据麦琪·斯泰尔和罗恩·麦卡多在他们记述新英格兰山峰的历史的优秀著作《走入大山》中的说法，灰锁山的侧影使他联想到一头鲸。当《白鲸》写完后，他同他那帮朋友徒步登上山顶，在那里一直聚会到天明。纳撒尼尔·霍桑和伊迪丝·华顿也居住在附近，把他们的作品的背景设在这里。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每一位同新英格兰有关联的文学名人都曾徒步登山或驱车上山去欣赏美景。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在声名极盛时期，灰锁山却少有它在今天所拥有的这种遍山皆绿的壮丽景象。那时，它的四周缀满了伐木留下的疮疤，较低的山坡上打着许多开采板岩和大理石留下的凹洞，到处都有东倒西歪的大棚子和锯木房刺入视野。所有这些创伤都已愈合，新的树木也已长成，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波士顿州级官员的热情支持下，政府制订了计划把灰锁山变成一处滑雪胜地，建设一条空中电车道、一个架空滑车系统和一个夏季综合建筑，包括一座酒店、商店和餐馆（都是昂扬的60年代的杰特森风格建筑），但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今天，灰锁山坐落在11600英亩的保护地上，是一处美不胜收的地方。
徒步登上山顶的路途陡峭，使人燥热，并且山路看上去似乎无穷无尽，然而是值得登攀的。灰锁山视野开阔、阳光灿烂、空气新鲜的山巅上耸立着一栋巨大、优雅的石头建筑，名为巴斯康馆，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孜孜不倦的平民保护军骨干们建造起来的。这座建筑目前开设着一个餐馆，并且向徒步旅行者提供住宿。山巅还有一座极不协调的精美灯塔（灰锁山离大海140英里），用作马萨诸塞州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牺牲的军人的纪念馆。原先的计划是要将这座灯塔安置在波士顿港口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最后落成在这里。
我在巴斯康馆里用了午餐，上了厕所，洗了一把脸，然后继续匆匆上路，因为我还得走8英里路，并且必须赴同我太太定好的4点钟在威廉斯顿的约会。最后的3英里路，大部分是步行在连接灰锁山与威廉斯山的一条高岭线上。穿越慵懒的群山，西望五六英里外的阿迪朗达克山脉，景色动人心魄。但是天气实在炎热，即使在这样的高处，空气也变得滞重而倦怠。后来是一条陡直下降的山路——3英里中骤降3000英尺——通过稠密、清凉的绿色森林，连接上一条偏僻的道路，通到风景优美的开阔原野。
一钻出森林，立即变得闷热。沿途2英里没有一丁点儿遮阴的地方，天气酷热得我隔着高帮鞋底都觉得滚烫。待到我终于抵达威廉斯顿，一家银行的一个标志显示出温度是华氏97度，怪不得我觉得这么热。我穿过街道，踏进一家汉堡王店，这是我们的约会地点。在一个酷热的夏日，从狗喘粗气的暑热环境跨进空调屋的清凉、干净，有外科病房般的适宜温度的世界是多大的乐趣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生活在20世纪还有比这种乐趣更多的感恩的理由的话，那么我实在想不出来是什么了。
我买了一份桶装的可乐，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感到非常惬意。我在一个炎夏季节，艰难地翻越了一座相当高的山，走了17英里。我浑身邋遢，汗下如雨，疲乏不堪，身上臭得让人避之不及，我又是一个步行者啦。
1850年，新英格兰的70%是开阔的农田，30%是森林。今天，这个比例恰巧颠倒过来了。在发达国家里，很可能没有一个地区仅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就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至少不是朝着与通常进步历程相反的方向。
假如你想当一个农民，你不可能选一个比新英格兰更糟的地方了。（嗯，伊利湖中心也许是一个，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土地多石，地形险峻，天气坏到人们实际为此颇感得意的地步。根据古谚，佛蒙特州的一年，是“九个月的冬天，紧接着费大劲拉上三个月的雪橇”。
然而，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农民在新英格兰存留下来了，一则因为他们靠近像波士顿和波特兰这样的滨海城市，二则我想是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后来发生了两件事：麦考米克收割机器的发明（这种机器最理想的适用地点是中西部绵延起伏的大型农场，而在新英格兰局促多石的土地上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以及铁路的发展，使得中西部的农民得以及时地将他们的农产品送往东部。新英格兰的农民无法竞争，于是他们也变成了中西部的农民。截至1860年，出生于佛蒙特州的人，将近一半（四十五万中的二十万）是在别处生活的。
1840年总统竞选期间，丹尼尔·韦伯斯特对佛蒙特州斯特拉顿的两万居民做过一次演讲。假如他在20年之后想来一次同样的演讲的话（这当然是开个玩笑而已，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已经去世了），如能凑齐五十位听众要算他幸运哩。如今，斯特拉顿山几乎全是森林，不过如果你仔细察看，仍然能看到旧时地窖的洞口，以及在比较年轻、强壮的白桦、槭树和山核桃树下层遮阴处的苹果园残余的植株，还在凄凉地苟延残喘。在整个新英格兰，你都能够发现坍塌的古老的田地界墙，常常位于早已下扎根的森林深处——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大自然收回美洲土地的速度何其快呀！
就这样，我在6月份的一个老天发慈悲的凉快多云天爬上了斯特拉顿山，登上不到4000英尺的山顶需要走4英里的险峻山路。在穿过佛蒙特州境内的100英里稍多一点儿的路程中，阿巴拉契亚小道蜿蜒穿越青山山脉最大、最著名的几座山峰，直通加拿大的长道。实际上，长道的形成年份比阿巴拉契亚小道还要早——它于1921年开通，在那一年，修建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建议刚刚提出来——我听说甚至现在还有看不起阿巴拉契亚小道的长道铁杆拥护派，认为阿巴拉契亚小道是个相当庸俗、野心过大的暴发户。无论如何，斯特拉顿山通常被看作这两条小道的精神诞生地，因为詹姆斯·P.泰勒和本顿·麦凯声称，他们正是在这里获得了修建穿越莽原的道路的灵感——泰勒是在1909年，麦凯则是在其后数年。
斯特拉顿山是一座完美的观景山，从这里眺望其他几座有名的山峰——埃昆诺克斯峰、阿斯寇特尼峰、雪峰和莫纳诺克峰，景色都美不胜收，然而我可不能说，这个山巅会启发我拿起斧头，开始开辟一条通往佐治亚州或魁北克的道路。也许是这片阴暗、沉重的天空和惨淡的光线才使一切带上了一种平板、乏力的感觉。山巅疏疏落落散布着另外八九个人，其中包括一个样子比较年轻、相当矮胖的人，穿着一件看上去很贵的崭新防风夹克衫，一个人孤零零站着。他拿着某种手提的电子设备，用来记下天空或者景观的神秘读数。
他注意到我在看着他，便用一种好像希望有人能感兴趣的语调说：“这是个环境监测仪。”
“噢，是吗？”我客气地回答。
“测量八十种值——温度、紫外线指标、露点……什么都有。”他把屏幕略微倾斜以便我能看到，“这是热应力。”这是有两位小数的某个无意义的数字，“这个表示阳光辐射度，”他接着说，“气压、风寒度、雨量、湿度（环境湿度和有效湿度），甚至还有根据皮肤类型调整的估计燃烧时间。”
“这玩意儿能不能烤糕饼？”我问。
他不欣赏我的俏皮话。“有时候它能救你的命，真的。”他有些悻悻然地说。我想象自己可能因为露点升高而落入险境的情景，可是我想象不出。然而我不希望让这人不高兴，于是我说：“那是什么？”我指着屏幕左上角的一个在不断闪烁的数字。
“啊，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可是这个……”他用手指戳着按钮板，“这个是阳光辐射度。”这是有三位小数的又一个无意义的数字。“今天它非常之低。”他说，调节了一下那部机器，记下另一个读数。“是啊，今天非常低。”不知怎的，我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事实上，尽管我不能将任何度数证实到小数点后面三位，但是对于总的天气状况还是有相当清楚的概念的，这是因为我就在室外这个天气里活动。有意思的是，那个人没有背背包，因此也没有防雨布，而且穿着短裤和旅游鞋。如果天气真的迅速变坏——而在新英格兰这是十之八九会发生的事——很可能他会冻死，但至少他有个机器会告诉他几时冻死，并且让他知道他的最后露点。
我讨厌小道上所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我在书刊上读到过，如今有些徒步旅行者随身带着便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因此他们可以每天向家人和朋友们发送报告。现在，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诸如环境监测器之类的电子玩意儿，或者带着用电线连接到他们的腕脉处的传感器，看上去真像是从某个失眠诊疗所直接走上小道的。
1996年，《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莽原中的卫星导航设备、手机和其他设备是个累赘的精彩文章。看起来，所有这些高科技设备正在把也许原本就不应该进山的人拉进大山。这张报纸报道，在缅因州的巴克斯特州立公园，一位徒步旅行者打电话给国民警卫队分队，要求他们派遣一架直升机来将他空运到卡塔丁山，因为他走累了。在此同时，在华盛顿山，据当地的一位官员说，“两名要求很高的妇女”打电话给高山巡逻队总部说，她们走不动登上山巅的最后1.5英里了，尽管还剩下4小时的白昼时光。她们要求救援队来把她们抬回她们的汽车。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几分钟后，这两位妇女又打电话来，这次是要求救援队给她们带几支手电筒来。这个要求又遭到了拒绝。几天后，另一名徒步旅行者打电话来，要求派一架直升机，因为他已经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恐怕会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业务会议。这篇文章还描述了有卫星导航设备的几个人的迷路的故事。他们可以报告他们的位置在36.2度北与17.48度交界处等，但可惜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像他们没有带上地图或指南针，或者显然没有带上脑子似的。我相信，我那位斯特拉顿山的新朋友可以参加这些人的俱乐部。我问他，如果我在阳光辐射度是18.574的时候走下山路，他是否认为安全。
“啊，当然，”他非常热切地说，“从阳光辐射度方面来看，今天的危险度非常低。”
“谢天谢地。”我也非常热切地说，就此与他告别，也告别了这座山。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但是带着我太太在每晚安歇之前为我准备好、放在冰箱最高层的一些非常好的午餐便当的情况下，用一系列十分惬意的日间徒步旅行的方式穿越佛蒙特州。尽管早先我发过誓不带着一辆汽车徒步旅行了，但是我发现这种方式在这里相当适合我——实际上是完全适合我。我可以徒步旅行一整天，回到家里吃晚餐。我可以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并且每天穿着整洁、干燥的衣服，带上刚刚包好的餐盒上路，这已经接近十全十美了。
就这样，我在快乐的三个星期中到山里上下班。每天早晨，我在曙光初现时起身，把我的午餐放进背包，开车越过康涅狄格河去佛蒙特州。我停放好汽车，徒步走上一座大山或者翻越一系列起伏的青山。在我中意的一天中的某个时间，通常是在上午11点钟，我坐在一块岩石或者一根树干上，拿出我的午餐便当，检查一下餐品，我会根据情况说“花生酱饼！我最爱吃了！”或者“哦，哼，又是午餐肉”，接着就不声不响、有滋有味地嚼着，回想起我同卡茨一起坐过的所有山顶，跟这座相比都算不了什么。然后我会把一切都包装得整整齐齐，扔进背包里，继续徒步行走到该歇脚的时刻才回家去，6月下旬和7月上旬就这样过去了。
我走过了斯特拉顿山、前景岩和云杉峰、贝克峰和格里菲斯湖、白岩山、纽扣山、基林顿峰、吉福特森林州立公园、昆姆比山、蓟山，最后慢悠悠地从西哈特福德漫步11英里到诺威奇。这条路线使我通过欢乐山小屋这个阿巴拉契亚小道上最老，也许还是风景最美的庇护所（其后不久，它被某些愚蠢无情的阿巴拉契亚小道官员拆除了）以及诺威奇镇。这个小镇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它是电视剧《鲍勃·纽哈特系列》（就是讲鲍勃开了个小旅馆，所有当地人都蠢得可爱的那一部）的灵感来源；还由于这里是一位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伟大的奥尔顿·帕特里奇的家乡。
帕特里奇于1755年在诺威奇出生，是一个狂热的徒步旅行者——也许他是全世界第一个仅仅是为了乐趣而长途步行的人。1785年他30岁那年，当上了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像他这么年轻获得这个职位，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他因为某种原因和军校闹翻了，于是就搬回诺威奇，建立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机构——美国文学、科学和军事学院，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这个词语就是他在那个学院期间发明出来的。他在那里让一帮子吓坏了的学员在邻近各座山上精神抖擞地漫步35—40英里，其间，他自己出去做更加雄心勃勃的徒步旅行。在一次典型的旅行中，他从诺威奇到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顿翻山越岭地走了110英里（基本上就是我刚完成的分阶段慢走的路线），登上灰锁山，然后循原路回家。这次来回的路程只花了他4天时间——你可别忘记，当时还不存在有人维修的小路和帮人指路的树标呢，新英格兰的几乎每一座大山他都照样走了一遍。应当在诺威奇的某处为他立一块标牌，激励到这儿还继续往北走的那少数的坚强的徒步旅行者，但可惜没有。
从诺威奇前行1英里左右就是康涅狄格河，河上有一座朴实好看的桥，建于20世纪30年代，通往新罕布什尔州和对岸的汉诺威镇。从诺威奇通到汉诺威的道路一度是树叶蓊郁、稍有曲折的一条双车道道路——你希望有的连接相距1英里的两座新英格兰古城的那种静谧、吸引人的支道。后来某一位公路官员或者别的什么人认为在两座城镇之间修建一条宽阔的快车道才是个真正的好主意，那样的话，人们从诺威奇开车去汉诺威就可以少用8秒钟，如果看到前面有个人想转到一条支道上去，也不会突然感到一阵痛苦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转弯车道，足以让一辆载着巨型导弹的卡车游刃有余地通过，而无须把车轮碾在路缘上，或者扰乱至关紧要的交通洪流了。
于是，他们修建了一条宽阔、笔直的公路，有些地方有六条车道宽，路中央有混凝土隔离物，有超大号的钠光源路灯，照亮了方圆几英里的夜空。不幸的是，这使那座桥成了一个瓶颈，因为公路在那里恢复到了两条车道。有时候，两辆汽车同时开到桥上，其中一辆就必须让道（嗐，请想象一下吧），于是，就在我写本书的时候，他们正在用某种豪华得多、符合混凝土时代的东西来替代那座虽好看却无用的老桥。外加他们正在拓宽那条升上一座矮山的街道，那是通往汉诺威镇中心和它那历史悠久的、美丽的绿化带的。毫无疑问，这个工程意味着砍掉街道两边的所有树木，并且用混凝土挡墙将大部分人家的前院大大截短。即便是一位公路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其结果并不是一幅图画，并不是你希望印在一本名为“美丽的新英格兰”的月历上面的写真，然而这个工程会使得从诺威奇出发的令人气馁的行程进一步减少4秒钟，这才是主要的。
所有这些对我具有某些重大意义，部分是因为我在汉诺威居住，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生活在20世纪末。幸运的是，我有良好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从诺威奇步行前往汉诺威的时候，我想象的不是一条繁忙的微型高速公路，而是树荫蓊郁，两边植着树篱，长着野花，其间矗立着一排气魄宏大，但规模适中的灯柱，在每根灯柱上倒吊着一个公路官员，那样我的感觉就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