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
我出生在西北秦岭南坡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那里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我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地方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
1997年，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很普通的乡下女人，她非常勤劳，每一天都在土地和家里从事那些繁重的劳动，不肯浪费一点儿时间。那时候中国的打工潮已波及多数乡村，但我所在的村子信息闭塞，还很少有人出去打工。
1999年，儿子出生，我和妻子用了最大的努力劳作，然而除了土地产出的粮食、蔬菜供全家食用，杀掉家里的猪到集市上换一点儿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后来，我在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表了两首诗，得到四十元稿费，买到几袋奶粉。然而，我的诗只发表了那一次。直到2001年暮冬，儿子一岁半，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是非常糟糕、充斥着沉重压力的年份，我们一直为钱而痛苦。我发现，邻居们开始有人出去打工，后来陆续有人捎钱回来。他们多是去西秦岭南坡的金矿。一天，天擦黑时分，我接到同学托人捎来的口信，矿上有一个架子车工的缺口，我当夜收拾好行装，天亮时赶到工人集结地。
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采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黑暗、恐怖、危险、潮湿。开始，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和经验，我的工作是拉车，每天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
矿洞漆黑而低矮，为防止碰头，我总是弯着腰低着头，昏暗的手电筒挂在胸前，汗水总是模糊了眼睛。后来，因为一些机缘，我改做巷道爆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总是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
这么些年，经我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因时常发生在爆破工身上的颈椎伤病，去年，我接受了一笔捐赠，做了手术，也因伤病，不得不离开矿山。到此时，我在矿山整整工作了十六年。
在那些矿山的日子里，我常想，我们忍受着寒冷、孤独、辛劳、痛楚，给大地留下一道道伤口，而挖出来的那些矿石都去了哪里？我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一切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那些我和工友兄弟们用汗水、泪水甚至性命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抑或纽约、波士顿。
不久前的那场颈椎手术中，三块金属被植入我的颈椎第四、五、六节处。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美国生产的，很有可能，它们就是经我爆破而得见天日的一块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利坚变身医疗用品，再远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如果金属会说话，它将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在十六年的矿山生涯中，我比普通人见过更多的死亡，或者至少，那些在爆炸的一瞬间飞舞起来，大块的、拥有巨大速度的石头，会夺走你的一条腿，或者身体的其他部分。我那个只有八户人家的村子，就有三人死于矿难。
如今，我很庆幸自己仍然肢体健全，虽然风钻已经令我耳朵大半失聪，颈椎也错位了，但毕竟从表面上看，我还是完整的。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写诗，稀稀拉拉竟然快三十年了。
很多人好奇：你的生活几乎与诗万里之远，怎么会坚持这样一件无意义甚至是矫情的事情？我想说生命并不是完全讲逻辑的，尽管它有逻辑的成分在。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妻儿亲友，对工人的劳动、生活等种种处境，可能都茫然如梦。这其实是一个无限隔膜的时代，代际之间、国家之间、命运之间竟是那么遥远。
我从《诗经》以至流传至今的经典诗歌里，看到文字背后的时代和世道人心，以及那些悲苦和愿景。真正的诗歌是一种现实和心灵的“史记”。
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和那一块块金属一样。它们的 声音被风吹散了，或者只会用沉默来表达。毕竟这个世界有七十亿人，能够发出声音被人听到的不足万分之一 。那些沉默的灵魂，当他们终于能发声时，他们能讲些什么？
受限于才情与艺术修炼，我的诗歌是粗粝的，但它不浮浪、不虚伪、不罔顾左右而言他。我希望它是一块有温度的金属，在骨感的时间上，有一丝自己的划痕，当浮云远去，后来者能从其中看到这个无限遮蔽迷幻世界的一鳞半爪。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