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座圆形剧场，高耸的看台上坐满了老人。墙上围着锦缎，两只高高的火把照亮了中间的长方形桌子。它的边缘弯曲，桌腿雕刻成了骨头的形状。弗洛伦斯·阿吉拉德躺在桌子上，一个穿着深色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男人用象牙柄的手术刀切开了她。她的脖子周围和耳后有绳子被烧断的痕迹，头在桌面上呈现出奇怪的角度。
当手术刀割开她的身体，许多鳗鱼从她的身体中钻出来，落在地上。死去的女人睁开了眼睛，想要叫出声。外科医生用粗麻袋堵住了她的嘴。后来，她的眼睛失去了光芒。
几个人站在剧场昏暗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她们走向我，我发现原来是我的妻子和女儿，但是还有一个人。她留在了远处的黑暗中，只剩下一个影子。她来自一个寒冷而潮湿的地方，身上带有浓重的泥土气味、植被腐烂的气味，以及尸体膨胀、变形发出的腐臭。她躺着的地方很狭窄，四周的壁面十分坚硬，有时还会有鱼触碰到她的身体。我醒来时，似乎还能嗅到她的味道，听见她的声音……
“救救我！”
血流涌向了我的耳朵。
“我好冷，救救我！”
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找到她。
我是被房间里的电话吵醒的。昏暗的光线透过窗帘射进来，我看见手表显示上午8点35分。我接起了电话。
“帕克吗？我是莫菲。快点收拾一下。一小时后我们在侯爵夫人餐厅见面。”
我洗了个澡，穿好衣服，走向杰克逊广场，跟随清晨的祈祷者们走进了圣路易主教座堂。教堂外面有一个小贩，想用吞火表演吸引祈祷者。还有一群黑人修女站在黄绿相间的阳伞下。
苏珊和我以前来这里参加过一次弥撒。教堂华丽的天花板描绘了耶稣与牧羊人的画面，圣坛上方摆放着十字军之王路易九世的雕像，他正在宣布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教堂原始的木质结构建造于1724年，在1788年耶稣受难日的大火中被烧毁，那场火灾一共烧毁了八百多栋建筑。后来，教堂经历了两次重建。现在的教堂只有不到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它的彩色玻璃窗俯瞰着若望保禄二世广场，那是西班牙政府赠送的礼物。
多年以后，我竟然如此清楚地记得这些细节，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感兴趣，而是因为这段回忆与苏珊有关。了解这段历史时，苏珊正和我在一起，我们牵着手，她的头发梳向脑后，扎了一个浅绿色的蝴蝶结。
站在同一个地方，听到同样的话语，我仿佛在那个短暂的瞬间回到了过去。她就站在我身边，和我牵着手，我的嘴唇上残留着她的味道，我的脖子上弥漫着她的香气。如果我闭上眼睛，便能想象出她牵着我的手在过道上漫步，呼吸着焚香和鲜花的气味。她经过一扇扇窗户，从黑暗走向光明，又重新回到黑暗中。
教堂后方有一座天使雕像，它的手中拿着洗礼盆，脚下踩着恶魔的幻影。我跪在雕像前，为我的妻子和女儿祈祷。
莫菲已经来到了侯爵夫人餐厅，那是沙特尔街上的一家法式甜品店。他坐在后院里，刚刚剃了头发。他穿了一条灰色运动裤，一双耐克鞋，一件添柏岚羊毛上衣。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盘牛角面包和两杯咖啡。我坐在他对面时，他正小心地将葡萄果酱涂在牛角面包上。
“我给你点了咖啡。吃个面包吧。”
“咖啡就行了，谢谢。你今天休假吗？”
“没有，只是早晨不用巡逻。”他用手指把掰了一半的面包塞进嘴里，鼓起双颊，露出了微笑，“我太太不允许我这样吃饭，说我就像在生日派对上狼吞虎咽的坏小孩。”
他咽下了面包，又开始对付剩下的一半。“圣马丁教区的警方没事干了，只能到处找找石头下带血的衣服。”他说，“伍里奇和他的同事接手了调查的主要部分。除了跑腿，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
我知道伍里奇会怎样做。玛丽婆婆和蒂·吉恩的死证实了连环杀手确实存在。案件的细节将会交给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支持组。这个部门压力很大，负责提供审讯技巧和人质谈判方面的建议，还要和暴力事件刑事拘捕计划、纵火与爆炸计划等项目的参与人员沟通。对于这个案子，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罪犯侧写。那个部门共有三十六位探员，只有十人负责侧写。他们待在地下60英尺的办公室中，那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位于匡蒂科的防空洞。
当他们筛选证据、试图描绘出旅人的图像时，地面上的警察依然在玛丽婆婆家附近搜寻凶手留下的物理痕迹。我能想象到他们穿梭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温暖的阳光透过树木照在每个人身上。他们探寻着眼前的每一寸土地，脚上沾满了泥，制服被荆棘划破。还有些警察潜入了阿查法拉亚河绿色的水中，汗流浃背，拍打着身上的蠓虫。
阿吉拉德家到处都是血。旅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一定用河水清洗了身体。他一定穿了工作服，但一直穿在身上又太危险了。这些衣服或是被丢进了沼泽，或是被埋了起来，或是被销毁了。我猜测它们早已被毁掉，但调查依然要继续进行。
“我和这件事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说。
“我听说了。”他又吃了一些牛角面包，也喝光了咖啡，“你吃完了吧？咱们走吧。”他在桌子上留了一些钱，我跟着他走了出来。那辆随着我们前往玛丽婆婆家的破旧别克停在半个街区之外，仪表盘上用胶带贴着一张手写的“执勤警察”牌子。雨刮器下有一张停车罚单。
“靠。”莫菲把罚单丢进了垃圾桶，“现在都没人遵守法律了。”
我们驶向了渴望居民区，那里环境很差，年轻的黑人或是在堆满垃圾的空地上游荡，或是在装有铁丝围栏的院子里胡乱投篮。两层的建筑就像营房，街道两边挂着一些好笑的牌子，比如“虔诚楼”“富裕楼”“仁善楼”，等等。我们停在了一家酒铺附近，那里立着许多路障，就像堡垒一般。年轻人一嗅到警察的气味，便躲开了。即使在这里，莫菲那标志性的秃头辨识度也很高。
“你熟悉新奥尔良吗？”过了一会儿，莫菲问道。
“不熟悉。”我回答。在他的羊毛衣下方，我看到了凸起的枪。由于经常举哑铃和杠铃，他的手掌上结满了老茧，就连手指上也有厚厚的肌肉。他一扭头，脖子上的肌肉与肌腱便凸显出来，就像掩藏在皮肤下面的蛇。
和其他健美达人不同，莫菲身上有一种隐藏的危险气息，仿佛表明这身肌肉并不只是为了炫耀。我知道他在门罗的酒吧里杀过一个人，是个皮条客。那个皮条客在拉斐特的宾馆房间里杀死了手下的一个妓女和她的嫖客。皮条客是个克里奥尔人，足有220磅重，自称“血色魔头”。他用一个破碎的酒瓶砸向莫菲的胸膛，想要在地上掐死他。莫菲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打了几拳，最终也抓住了血色魔头的脖子。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抓着彼此的脖子，最终血色魔头脑袋里的血管爆了，侧着身子倒在吧台上。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这是一场公平的打斗，但我坐在车里，看着旁边的莫菲，想知道卢瑟·伯伦德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恶棍，年少时便多次施暴，还被怀疑强奸了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游客。那个女孩没能从一群人中指认出他，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物理证据。他用了避孕套，又让女孩用矿泉水清洗了自己。但新奥尔良的警察知道是他干的。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死去的那一晚，伯伦德原本在法属区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喝酒。他穿着白色T恤和白色耐克短裤，正在和另外三位客人一起打台球。那些人后来做证，说伯伦德没有带武器。然而莫菲和他的搭档雷·加尔萨说他们本想例行审问伯伦德，他却对他们开枪，于是在反击中被打死。尸体旁边放着一把至少二十年前的史密斯威森60型手枪，开过两枪。手枪滑架下方的序列号被刮掉了，难以辨识来源，弹道报告表明它从未在新奥尔良市的犯罪行动中使用过。
这把枪像是故意扔下的，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公共诚信部门也这样认为，但加尔萨和莫菲坚持自己的说法。一年之后，加尔萨在爱尔兰海峡街区阻止一场斗殴，结果被刺死。莫菲被调到了圣马丁教区警察局，还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莫菲看向那群年轻黑人，他们穿着低腰牛仔裤，超大号的运动鞋在马路上发出声响。那些小子毫不畏惧地回应我们的目光，仿佛在用“激将法”逼我们对他们动手。他们手中的录音机播放着说唱团体“武当派”的音乐，慷慨激昂。能听出这样的音乐，我竟有些莫名的开心。毕竟和我同名的查理·帕克也是个音乐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