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开车前往弗吉尼亚州。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我决定慢慢开，毕竟我的车太久没上路了，需要适应一下。开车的时候，我本想好好整理一下过去两天发生的事，脑海中却一直浮现出我女儿那张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脸。
大约一小时后，我发现有人在跟着我，那是一辆四轮驱动的红色尼桑汽车，里面坐着两个人。它与我相隔四五辆车的距离，但是我加速的时候，它也跟着加速。车牌故意被泥土遮住了。开车的是一个女人，一头金发梳到脑后，用太阳镜挡住了眼睛。她旁边坐着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但我不认识他们。
如果他们是联邦警探，也未免太差劲了。如果他们是桑尼雇用的杀手，那桑尼一定没花多少钱。只有傻瓜才会用四轮驱动汽车追踪别人，或者试图干掉另一辆车。四轮驱动汽车重心很高，比走在斜坡上的酒鬼还容易倾翻。或许只是我想多了，但我并不这样觉得。
我驶向蓝岭山脉，那辆车在沃伦顿和库尔佩珀之间的乡村小道上消失了。如果它再次出现，我一定会发觉，因为它就像雪地里的鲜血一样明显。
一路上，阳光穿过树木，照得毛毛虫的茧闪闪发光。我知道，白色的幼虫就像抽动症患者一般，正在茧内扭动身体，它们让叶子变成了毫无生气的棕色。天气很好，谢南多厄河沿岸的地名都带有几分诗意：狼镇、吊钟花镇、莉迪亚、玫瑰园、蔷薇园、爱城、阳光森林。如果你不打算去海文县，也可以把它列入其中，但实际去了便会折损印象。
我到达海文县时雨下得很大。这座小镇坐落在蓝岭山脉东南部的山谷中，几乎位于由华盛顿和里士满组成的三角形顶点。一块指示牌上写着“欢迎来到山谷”，但其实海文县一点儿也不欢迎我。镇子很小，蒙着一层灰尘，连瓢泼大雨也无法洗去。一些房屋外面停着生锈的小卡车，除了一家快餐店和一家加油站旁边的便利店，只有迎宾酒吧那微弱的霓虹灯和对面深夜餐厅的灯光吸引着零星的旅客。或许在这里，参加过海外战争的老兵们每年只能雇一辆巴士，去其他地方悼念死去的同伴。
我住进了小镇边缘的海文风光汽车旅馆。旅馆只有我一个客人，大厅里弥漫着油漆的气味。这里或许本来是一栋不错的房子，却改建成了平平无奇的三层旅馆。
“二楼在装修。”店员说，他告诉我他叫鲁迪·弗莱，“你只能住顶楼了。本来我们不应该接收客人，但是……”他笑了笑，仿佛在说是他让我留下来的。鲁迪·弗莱身材矮胖，大约四十岁。他的腋下有陈年的黄色汗渍，身上隐约还能闻到医用酒精的气味。
我四下看了看。即使在最好的季节，海文风光汽车旅馆似乎也不会吸引什么游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店员说。他一笑，便露出了闪亮的假牙：“你在想，为什么要在这种破地方花钱装修旅馆呢？”他朝我眨了眨眼，然后神秘兮兮地靠向桌子。“我告诉你吧，这里很快就不是破地方了。日本人要来了，他们要把这里变成金矿。不然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摇了摇头，大笑起来，“靠，到时候我们都富得拿钱擦屁股。”他递给我一把钥匙，上面缀着一块沉重的木头：“楼上的23号房。电梯坏了。”
房间蒙着一层灰尘，但是还算干净。有一扇门通往隔壁的房间。我只花了不到五秒，便用小刀弄开了锁，然后洗澡、换衣服，开车回到镇里。
20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给海文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原本就不多的工业从此消失。如果没有那段历史，小镇原本可能会恢复过来，找到另外的发展方式，但杀戮让它彻底陷入了衰败。即使大雨冲刷着商店和街道、居民和他们的房子、树木、小卡车、汽车和柏油路，却没有让海文县的空气变得清新。连雨水似乎都被这里弄脏了。
我在警长办公室门前停了车，但警长和阿尔文·马丁都不在。一位名叫华莱士的警察阴沉着脸，坐在桌子后面，正往嘴里塞多力多兹薯片。我决定明早再来，希望到时候有人愿意搭理我。
镇里的餐厅都关门了，只剩下酒吧和汉堡店。酒吧里灯光昏暗，仿佛外面的粉色霓虹标志消耗了太多电。“迎宾酒吧”的招牌倒是很显眼，但里面丝毫没有想要迎宾的意思。
音响里播放着蓝草音乐，吧台上方的电视正在播篮球赛，但是声音关着，既没有人在听，也没有人在看。几张桌子和长条的深色木头吧台旁大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一对身材高大的夫妇，他们似乎把熊宝宝丢给了保姆。人们谈话的声音不大，我进来时，他们稍微停顿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到之前的音量。
吧台附近，一伙人懒洋洋地围在破旧的台球桌旁，看着一个留着浓密黑胡子的大块头男人和一个急性子的老头打台球。那些人看了我一眼，目光又回到了台球桌上，谁都没有说话。在迎宾酒吧，打台球显然是一件严肃的事，喝酒则不是。台球桌旁的硬汉们都拿着百威淡啤，对常喝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就像苏打水配酸橙一样，喝多少都无所谓。
我坐在吧台的空座上，向酒保要了一杯咖啡。酒保的白衬衫在这里显得格外干净。他假装专心看篮球赛，故意忽略了我，于是我又招呼了一声。他的目光慵懒地转向我，仿佛我是一只在吧台上乱爬的虫子，而他刚刚打厌了虫子，不确定要不要把我也打死。
“我们不卖咖啡。”他说。
我顺着吧台看了一眼。一个身穿木工外套、头戴破旧猫牌儿帽子的老头和我相隔两个座位，他好像正在喝浓稠的黑咖啡。
“他自己带的？”我朝那边点了点头，问道。
“是吧。”酒保依然在看电视。
“那来瓶可乐吧。就在你身后的第二个架子上。蹲下的时候别扭了腰。”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动一下。然后他缓慢地转身，弯下腰，但眼睛依然看着屏幕。他凭借本能摸索到了柜门，把可乐瓶放在我面前，又在旁边放了一个没加冰的杯子。在吧台后方的镜子中，我看见有客人笑了起来，还听到一个女人低沉而醉醺醺的笑声，带有某种色情的意味。在吧台上方的镜子中，我看到是角落里一个长相粗犷的女人在笑，她的头发又粗又黑。一个胖男人不知在她耳边叽叽咕咕地说些什么，声音就像一只生病的鸽子。
我给自己倒上可乐，喝了一大口。它很温暖，还有些黏，我感觉它粘住了我的上颌、舌头和牙齿。酒保悠闲地用酒吧的毛巾擦了一会儿杯子，那条毛巾很脏，仿佛上一次清洗还是里根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腻烦了，便走到我旁边，把毛巾放在我面前。
“路过吗？”他问，不过他的语气并不好奇，与其说是在提问，不如说是在向我提建议。
“不是。”我回答。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越过我，看向我身后打台球的人。我听见台球撞击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他难听地笑了起来。“说说呗，”他把嘴咧得更大，装出有些拘谨的样子，“也许我能帮上忙。”
“你认识狄密特家的人吗？”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怔了片刻。
“不认识。”
“那你应该帮不上什么忙。”
我站起身，在柜台上放了两美元，打算离开。
“‘迎宾’这名字不错。”我说，“换个新牌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