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给雷切尔·乌尔夫的私人机构打电话，秘书告诉我，她去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我从东村搭乘地铁，提前到达了学校的大门口。我在巴纳德学院的图书集市转了一圈，看了一会儿文学书，学生们在我身边挤来挤去。然后，我又回到了正门。
校园很大，一侧是巴特勒图书馆，另一侧是行政大楼，中央的草坪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仿佛是学术和官僚之间的调停者。和大多数市民一样，我也很少来哥伦比亚大学。这里宁静的学术氛围与咫尺之外的繁忙街道形成了鲜明对比，时常令我震惊。
我到这里时，雷切尔·乌尔夫刚刚结束讲座，于是我便在礼堂外面等她。她一边走过来，一边和一个神情认真、留着鬈发、戴圆框眼镜的年轻男人交谈，那个人专注地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她看见我，便停下脚步，和那个人微笑着告别。他有点儿不高兴，本想再待一会儿，却还是转过身，低头走开了。
“找我有事吗，帕克先生？”她问。她有些困惑，但同时也现出一丝兴趣。
“他又出现了。”
我们走向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匈牙利糕点屋，那里有很多男女学生正在一边认真读书，一边喝咖啡。雷切尔·乌尔夫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带有心形图案的厚实套头衫。
除了想和她聊聊昨晚的事，我对她本人也有点儿感兴趣。自从苏珊死后，我从未被任何一个女人吸引，我的太太也是最后一个和我上床的女人。雷切尔·乌尔夫把红色的长发梳向耳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渴望，但并不只是性欲。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十分孤独，又感到一阵胃痛。她好奇地看着我。
“抱歉，”我说，“我刚刚走神了。”
她点了点头，选中了一个面包卷，扯下一大块塞进嘴里，满意地叹了口气。或许我显得有些惊讶，于是她用手捂住了嘴，温柔地笑了。
“抱歉，我无法抗拒这类东西。只要面前放上一块，我就不太讲究礼节。”
“我明白。我以前对本杰瑞冰激凌也是这样，直到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像包装桶一样圆。”
她又笑了，蛋糕似乎快要从她嘴里掉出来，她用力推了推。我们的对话暂停了一会儿。
“你的父母很喜欢爵士乐吧。”她最终说道。
一开始，我大概十分困惑。当我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时，她笑得很开心。我以前也经常被这样问，但这一次，我很高兴她能以此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应该也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