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侍者五十多岁，穿着黑色紧身超短裙、白色衬衫、黑色高跟鞋。她的每个部位都露出了一些肉，就好像在穿好衣服来上班之前又莫名地变胖了一些。每次给我的咖啡续杯时，她都叫我“亲爱的”。她没有说过其他的话，对我来说这样刚好。
我已经在窗边坐了一个半小时，看着街道对面的褐色砂石建筑。女侍者一定很想知道我还要待多久，会不会买单。窗外，阿斯托里亚的街道上挤满了想淘便宜货的人。在等待胖子奥利·沃茨出现的过程中，我已经读完了一整张《纽约时报》，中间完全没有打盹儿。我渐渐失去了耐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考虑不再订工作日的《纽约时报》，只订周日版，毕竟它比较厚。另一个选择是阅读《华盛顿邮报》，但我需要剪下优惠券，穿着拖鞋去商店里买。
或许那天我对《纽约时报》非常不满，所以再也不想看到送报员了。那天的报纸上写着：汉斯·麦吉，一位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即将在12月退休。虽然有人说他是纽约最糟糕的法官之一，但他或许会被任命为城市健康与医疗集团的理事。
一看到麦吉的名字，我就很难受。20世纪80年代，他曾审理过一个案子：一位年轻女士被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强奸。男人名叫詹姆斯·约翰逊，是佩勒姆湾公园的工作人员，此前曾因抢劫、人身伤害和强奸被定罪。
陪审团裁定，要求犯人对受害者赔偿350万美元。麦吉驳回了这个结论，他是这样说的：“一个无辜的女性被毫无理由地强奸，这正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需要面临的风险之一。”当时，他的判决显得很无情，推翻结论的理由也很荒唐。现在，我的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再次看到他的名字，我只觉得他的观点更加可恨，它预示着，善良永远也敌不过邪恶。
我不再想麦吉，而是把报纸整齐地折好，用手机拨通一串号码，然后看向对面略显破旧的公寓楼上层的一扇窗户。铃声响了三下，一个女人接起电话，小心翼翼地说：“您好。”她的嗓音就像是酒吧的门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摩擦，我能听出她既抽烟又酗酒。
“跟你那个死胖子男友说一声，我来接他了，最好不要让我追着他跑。”我说，“我很累，现在又这么热，我可懒得跑。”我说话一直很简洁。我挂掉了电话，在桌子上留下5美元，走到大街上，等待胖子奥利·沃茨惊恐地出现。
此时正值盛夏，空气潮湿。虽然第二天就会下一场雷阵雨，之后便没有这么热了，但现在很热，人们穿着T恤、宽松的便裤，戴着昂贵的太阳镜。如果很不幸，你还身居要职，那么一旦远离了空调，你的制服下一定会汗流如雨。今天连一丝风也没有。
两天前，在本尼·洛那间位于布鲁克林高地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孤零零的风扇试图驱走炎热。透过打开的窗子，我能听到大西洋大道上有人在讲阿拉伯语，也能嗅到半条街区之外摩洛哥之星餐厅传来的气味。本尼是一个三流的保释代理人，他本以为胖子奥利能待到审判结束。对于胖子奥利对司法系统的信任程度，他做出了误判。也正因如此，他始终是一个三流的保释代理人。
悬赏捉拿胖子奥利·沃茨的金额适中，而且有些底层人士要比大多数弃保潜逃犯更加聪明。胖子奥利的保释金为5万美元，因为他没有向执法人员说明那辆1993年的雪佛兰贝雷塔、1990年的奔驰300SE，以及数辆配置精良的SUV越野车究竟归谁所有。这些车都是胖子奥利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也是他被起诉的原因。
一位巡警熟知胖子奥利的名声，而且眼睛尖得像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中一道不太耀眼的闪光。他在防雨布下面发现了奥利的雪佛兰，并要求检查车牌。从此，胖子奥利开始走下坡路。他的车牌都是假的，因此他被搜查、被逮捕并接受了审讯。他什么都不肯说，一接到保释的消息就收拾行囊，逃到山里去了，这是为了不被追问是谁把车交给他保管的。据说这些车来自萨尔瓦托·桑尼·费雷拉——一个著名黑帮头目的儿子。近来有些谣言，声称几周前费雷拉和他的父亲闹掰了，但没有人提到具体的原因。
“黑帮，真他妈烦！”本尼·洛那天在办公室抱怨道。
“那胖子奥利要怎么对付？”
“我他妈怎么知道？你要不要给费雷拉打个电话？”
我看向本尼·洛。二十多岁时，他便开始秃顶，现在已经全秃了。他那光秃秃的脑袋闪烁着点点汗珠。他的脸很红，脸颊和下巴上的肉像融化的蜡一般垂下来。他的办公室很小，位于一家清真商店楼上，充满了汗味和发霉的味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接下这份工作。我有钱——保险金、卖掉房子的钱、我和妻子共同账户中的余额，还有一些退休金。本尼·洛给的钱也不会让我更开心。也许我只是想抓住胖子奥利。
本尼·洛大声咽了咽口水，说：“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们是老相识了，本尼，对吧？”
“你什么意思？就因为我们认识，你就想要更多信息？说吧，想知道什么？”他假模假样地笑着，将两只胖手摊开，仿佛在做祷告。“想知道什么？”他又问了一遍。他的声音发颤，这一次他真的害怕了。我知道在谋杀案发生后的几个月，人们一直在谈论我做了什么事、我可能做了什么事。本尼·洛的眼神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些传言，而且认为它们可能是真的。